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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相关全部内容,以便防范在金融衍生产品

文章作者:美高梅国际app 上传时间:2019-11-18

  光明日报11月15日第05版讯金融衍生产品的产生及发展,是信息技术蓬勃发展并和国际金融市场等交互作用的必然结果。30多年以来,国际金融衍生产品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发展迅速,市场规模呈几何式扩大,成交量也迭创新高。然而,由于近年来各国毫无节制地鼓励金融创新,使得国际金融衍生产品市场规模超速膨胀,其杠杆效应导致的金融风险也成倍放大。因此,以科学、合理的法律手段对金融衍生产品施以必要的监督和规范,最大限度地控制其潜在风险势在必行。我国金融衍生产品起步较晚,市场成熟度仍处于不断完善之中,出现的问题也较多。在这样的背景下,积极引进和借鉴欧美等发达国家金融衍生产品监管模式和经验,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创新和发展至关重要。

北京11月2日电---中国人民银行周二发布第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以专栏形式对全球金融部门改革进展进行了评述,以下为相关全部内容:

(此文为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党委副书记李伟2006年8月1日在地方国资委负责人研讨班上的专题讲座)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和逐步完善,以及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经济发展的市场经营方式越来越趋于与国际市场接轨。尤其是在国际金融资本市场全球化发展趋势的带动下,近十多年来,中国的金融资本市场快速发展,已初具规模。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和生产经营企业开始利用金融资本市场提供的多种金融衍生产品开展投资活动,也有不少企业进入国际金融资本市场进行投资或投机活动。由于,我国企业对金融衍生产品这一新型金融工具缺乏深入的了解和必要的专业知识,有些企业贸然行事,置高风险而不顾,结果招致巨额损失,教训惨痛。下面,我就我国金融资本市场的发展历程以及国有企业从事高风险业务的状况和国家的监管要求作一介绍,与大家共同探讨“国有企业金融衍生产品业务管理”这一新课题。

金融衍生产品具有极大的风险性

全球金融危机暴露出金融部门的较大缺陷。一是微观金融主体不健康。危机前,金融机构资本和拨备严重不足,财务信息披露不充分,“影子银行”业务逃离监管之外等现象普遍存在。二是现有宏观经济政策难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由于缺乏宏观审慎管理手段,难以通过实施反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来熨平经济周期,也缺乏手段来减少出现问题的系统重要性机构对整体经济的冲击,保持市场稳定。三是金融基础设施有待完善,对金融市场的有效监管和信息披露不足,存在大量的交易对手风险。

一、 我国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发展的概况

  毋庸置疑,金融衍生产品对世界经济与金融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其本身所具有的投机性、虚拟性、复杂性、杠杆性、高风险性等特征始终贯穿其中。英国巴林银行、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以及日本东京证券公司的相继破产,便是一个个风险失控的鲜活例证。金融衍生产品的风险性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是市场风险。由于金融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一旦金融衍生产品价格发生逆向变动,便会给衍生产品的使用者带来巨大损失。二是流动性风险。主要包括交易者因市场业务量不足而无法平仓的风险,以及因流动资金不足在合约到期时无法履行支付的风险。三是信用风险。金融衍生产品的交易对手一旦无法履行合约义务,就会给己方造成难以想象的损失。四是定价风险。控制金融衍生产品的风险,需要借助大量历史数据和复杂的数学模型,但当前客观数据统计和模型设计仍然存在较大偏差。五是法律风险。金融衍生产品的虚拟性和即时性,导致书面合约签订和举证相对比较困难,很多投资者因举证困难不得不承担巨大经济损失。

2010年,根据G20领导人峰会要求,金融稳定理事会和有关国际标准制定机构积极制定了关键性的金融改革动议,包括巴塞尔协议III(即提高资本的质量、一致性和透明度并建立全球流动性标准)及降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道德风险问题的政策建议等。主要国家已取得显着进展。美国于2010年7月通过金融改革法案,欧盟正在加快立法进程,日本完善了相关制度,英国新政府也大刀阔斧地推进金融部门改革。

在讲我国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形成和发展之前,不能不扼要提及上一世纪国际金融市场两场历史性的、里程碑式的变革。因为中国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与这一大背景,尤其是与仍在延续的第二次大变革密切相关,而且深受其影响。一是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由于股市崩溃、华尔街重大丑闻曝光、1000多家银行倒闭及经济大萧条而引起的对金融市场、机构、制度、经营方式的普遍变革。变革的基本特征是加强管制,金融分业经营就是强制性规定之一。其标志是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的实施和1944年44国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第二次大变革,则是7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宏观经济环境的巨变(世界性石油危机、汇率、利率的剧烈变动等),金融机构传统的经营模式和业务种类已越来越不适应经济运行的需求,金融自由化的浪潮兴起,布雷顿森林体系逐步解体。其基本特征是放松管制和金融创新。在金融自由化浪潮的冲击下,发达国家相继从法规层面上放松了原有的严格管制,一方面加快了金融资本市场全球化的进程,另一方面也极大促进了金融衍生工具的不断创新。由此,各类金融衍生产品层出不穷,日新月异,利用金融衍生产品进行投资和投机的活动日益增多。金融衍生产品在充分发挥繁荣世界经济作用的同时,也给企业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巨大的风险性。

国际金融衍生产品监管新趋势及其表现

一是强化资本和流动性要求。美国监管当局于2010年1季度出台了有关融资和流动性风险管理的机构指引。欧盟委员会正在修改《资本要求指令》,计划于2011年年底前通过立法程序。

我国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发展现状。金融衍生产品开始引入我国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事情,但我国真正建立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市场则是在上世纪90年代。在其发展过程中,以下几个主要事件值得一提:

  随着国际金融衍生产品的高风险性和破坏性日渐被各国所熟知,欧美等国政府纷纷采取有效措施扩大监管范围、加强监管的有效性,提高系统性风险防范能力以及更加注重保护消费者,国际金融衍生产品监管也呈现更加规范的新趋势。2010年7月通过的美国金融监管法案,堪称美国历史上最彻底的一次金融监管改革。同年9月通过的欧洲金融改革方案,则构建了“一会三局”的新监管体系。在国际上,由企业、行业协会以及政府监管部门各司其职、协同配合的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监管模式正在被各国积极采纳。  首先,实施全面监管,谨防监管漏洞。以美国金融改革方案为例,美国在历史上首次实施对场外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全面监管。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等相关部门联合出台多项新规则,把绝大部分场外金融衍生产品转移到清算中心和交易所中来,尤其是重点监管透明度较差的金融衍生产品市场。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指令银行逐步剥离各类商品、股票以及未清算的信用违约掉期交易等,并且对从事金融衍生产品交易的公司提出保证金、资本比例、职业操守以及交易记录等新的要求。欧盟也采取了全面监管的方法,自上而下成立了三个超国家金融监管局,对保险业、银行业以及金融交易活动实施分业监管,进一步扩大了监管覆盖面和提升了监管效果。他们还设立一个独立的风险管理部门,运用科学的方法对相关交易人员的行为进行分析和测评,以便防范在金融衍生产品交易过程中的各种潜在风险和漏洞。  其次,进一步提升监管有效性,重点防范系统性风险。在对金融衍生产品实施监管的过程中,欧美等发达国家无一例外地将如何防范系统性风险放在首位。按照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的规定,美国专门成立了一个“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并且对资本金、流动性、杠杆率等提出非常严格的具体要求;同时对商业银行从事高风险业务加以限制,进一步规范对私募基金和对冲基金的管理,主要目的就是降低杠杆率,防范系统性风险发生。欧盟则成立了一个“欧洲系统性风险管理委员会”,从全局上控制欧盟信贷总体水平,防止泡沫出现,同时严密监测金融市场上可能会出现的各种风险,并及时发出预警和提出建议。  再次,逐步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力度。欧美等发达国家在进行全面监管的基础上,都强调了增强衍生产品透明度、维护消费者利益以及加大对投资者的保护力度等内容。美国设立了消费者金融保护局,专门负责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利益不受损害,并拥有一定的执法权。在欧盟金融改革方案中,同样将消费者保护作为一个重点工作。欧洲证券业管理局有权调查那些不遵守法律法规的金融机构,也可以临时禁止或限制某些有害的金融活动或金融产品,从而确保金融消费者免受其害。对于那些确认风险性很大的金融活动或衍生产品,可以向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提出建议永久性禁止或者限制。  此外,世界各国都意识到单纯依靠某一国家或者地区是无法全面控制金融衍生产品市场风险的,纷纷加强了国际金融衍生产品监管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二是构建宏观审慎政策和制度框架。美国将建立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制定更为严格的资本要求、杠杆水平等。欧盟建立了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负责监测和评估系统性风险,实施宏观审慎管理。日本国会于2010年5月通过《金融商品交易法修正案》,强化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英国联合政府5月20日公布施政方案拟授权英央行负责宏观审慎管理。

1992年—1995年间,上海和海南的交易所曾推出过国债和股指期货,交易也一度达到疯狂的程度,但由于太过超前,水土不服而夭折。

国际金融衍生产品监管对我国立法的启示

三是解决“大而不能倒”机构和跨境处置问题。美国金融改革法案规定,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在极端情况下有权直接拆分对金融稳定存在威胁的金融机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负责实施破产清算程序。欧盟委员会强化对“大而不能倒”机构的监管及危机处置原则。英国2009年2月通过的《银行法》建立了“特殊处置制度”法律框架,授予有关当局处置倒闭银行的政策工具并建立新的银行破产和管理程序。

——1992年6月,上海外汇调剂中心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外汇期货市场,率先推出人民币外汇期货业务,但由于各方面条件尚不具备,对投机行为认识不清,市场缺乏规避外汇汇率变动风险的主体,法律制度不健全、管理经验不足、缺乏相应专门人才等原因,我国的外汇期货试点了一年多就宣告试点失败。

  我国金融衍生产品与发达国家相比,起步晚发展慢,法律监管措施相对滞后,法律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借鉴欧美等发达国家金融衍生产品监管的先进经验和做法,结合我国金融衍生产品发展的自身特点,有针对性做出适当调整和改进,对我国金融乃至经济的发展意义重大。  健全和完善与金融衍生产品相关的法律法规。金融衍生产品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而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法治经济。因此,金融衍生产品的健康、有序发展,依赖于健全的法律体系和完善的法律法规。我国必须尽快制定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衍生品交易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衍生品交易所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最大限度地保证金融监管框架的一致性、持续性和稳定性。在大的金融监管框架下,有针对性地对不同种类的具体金融衍生产品制定对应的法律法规以及实施细则,进一步强化各类规范的实用性、可操作性和协调性。  建立科学、合理、有效的统一监管模式。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金融业正在从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形式过渡,金融衍生产品的监管体系也必须与时俱进,由原来的分业监管体制逐步转向集中监管体制。借鉴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监管经验,结合我国自身实际,有必要着手创建一个在证监会、保监会以及银监会等分监管机构之上的中央统一监管机构,明确其监管责任并赋予其相应的监管权力。应做好监管工作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重点发挥中央统一监管机构在合作、沟通、协调以及信息资源汇总、共享等方面的优势。与此同时,通过中央向地方委派工作组的形式及时掌握各分监管机构的动态,收集、统计和分析相应金融衍生产品的风险监测信息,力争尽早建立起国家统一的金融衍生产品风险信息监测平台。此外,既要有效抑制中央统一监管机构的权力过度膨胀和滥用,又要有效防止其权力过小而被各分金融监管机构架空,失去其存在的必要。  进一步完善内部风险管理和控制机制。加强对金融衍生产品交易机构的培训和指导,帮助其牢固树立“内控优先”的正确理念,确保及时化解以及防范金融衍生产品的各种风险,做到防患于未然。在坚持总的方针和规划的前提下,进一步完善金融衍生产品交易机构内部的风险管理和控制机制。严格依照不同金融衍生产品的交易类型,制定与其配套的制度和措施。金融衍生产品机构的管理层要高度重视内部风险管理和控制机制的实施,全面掌握所经营的金融衍生产品交易的各种风险,设立专门的风险监控部门,即时监控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存在的潜在风险。确保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与控制风险的负责人员相分离,有效防止内部勾结、营私舞弊等现象的发生。与此同时,建立完善的信息披露程序和规则,严格惩处相关违规者。  加强金融监管的深层次国际合作。在完善国内相关法律法规的同时,积极参与和制定有关金融合作的双边或者多边条约,加强国际金融衍生产品监管的国际合作,明确划分不同国家金融衍生产品监管机构的职责范围。充分利用计算机和网络技术,搭建金融衍生产品信息交流和共享平台,在获取有用监管信息的同时,有效防止相关重要信息被滥用。在充分调研和分析的基础上,建立合理的金融危机突发处理和预警机制,有效维护国内外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稳定和发展。在不损害本国利益的前提下,保持与国际习惯的高度一致性,减少由于交易习惯不同而导致的法律风险发生。

四是完善场外衍生产品市场交易。美国金融改革法案要求大部分金融衍生品通过交易所交易并通过清算所清算;要求银行将信用违约掉期等高风险衍生产品剥离到特定子公司;限制大型金融公司自营业务,银行投资对冲和私募基金的总额不得超过基金资本的3%,也不得超过银行一级核心资本的3%。欧盟将建立统一的中央对手方法律框架、清算标准化合约要求和交易信息库立法等。日本在《金融商品交易法修正案》中规定了对场外衍生品交易实行集中清算以及交易信息的保存和报告制度。

——1992年1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推出第一张国债期货合约,刚开始时交易清淡,直到1994年底,市场逐步发展,交易规模才得以扩大。但由于经验缺乏,金融监管不力,导致过度投资,从而引发了“3.27事件”(注:“327”品种是对1992年发行的3年期国债期货合约的代称。1995年2月23日,“327”品种由于贴息消息在十分钟内上涨3.77元,使做空主力万国证券陷入困境,亏损达60多亿元。交易结束前最后8分钟,空方主力大量透支交易,使其暴跌3.8元,并使当日开仓多头全线爆仓。但最终上交所宣布最后8分钟所有“327”品种交易无效,会员之间协议平仓),并于1995年5月17日关闭了国债期货。

五是分担金融改革成本。美国金融改革法案要求立即结束问题资产救助计划并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保险费率由1.15%上调至1.35%。欧盟委员会同意各成员国制定对金融机构徵收税费的制度,将于2011年初提出关于危机管理措施、工具和银行处置基金的立法建议。2010年6月,英国政府宣布将于2011年1月1日开征银行税。

——1993年3月,海南证券交易中心推出了非正式的深圳股票指数期货交易,但由于投资者对这一投资方式的认识不足,再加上中国股票市场的不稳定,在管理上出现了不少问题,海南深指期货仅运作了几个月,就被停止交易。

六是强化会计准则。美国证监会将于2011年决定是否将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制定的标准运用于美国发行人适用的财务报告体系。日本金融厅企业会计审议会于2009年6月发布《关于采用国际会计准则的意见书》,提出了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路线图。在改革薪酬做法上,美国金融改革法案授予上市公司股东对于公司高管薪酬和“黄金降落伞”事宜拥有非约束性投票权。英国金融服务局于2010年初出台新规定,针对年薪超过100万英镑的雇员,要求其总薪酬的60% 必须在接下来的3年中递延支付。

——1994年10月,深圳证券交易所开始交易认股权证,但1996年6月,出于稳定证券市场,实施全国统一配股政策的考虑及权证的存在对其他国家股、法人股转配不公平问题的担心,证监会取消了此类衍生品的运作。

七是加强对冲基金监管。美国金融改革法案要求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在SEC以投资顾问的名义进行注册,资产规模超过1.5亿美元的公司必须接受监管。欧盟委员会于2009年4月提出《另类投资基金管理人指令》,在欧盟层面建立全面、有效的对冲基金监管框架。日本金融厅将在金融商品交易法基础上进一步扩充要求注册的对冲基金,以及对冲基金在资产运用过程中有关风险管理状况的报告事项。2010年7月起,对冲基金必须在英国金融服务局注册并接受监管。

我国成规模的金融衍生产品业务开始于1997年中国银行开办的具有远期交易性质的远期结售汇业务。后来,人民银行于2004年推出了买断式回购国债业务,2005年推出了银行间债券远期交易、人民币远期产品、人民币互换和远期结算等业务,意味着中国衍生品市场已重振旗鼓,伴随着股权分置改革而创立的各式权证使衍生品也开始进入普通投资者的视野。目前,我国金融市场上主要的衍生产品有外汇远期、外汇掉期、利率远期和商品期货。

八是加强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美国金融改革法案要求在SEC内部设立信用评级机构监管办公室。欧盟委员会2010年7月公布信用评级机构监管法案修订稿,提出由欧洲证券及市场监管局统一监管欧盟境内的信用评级机构。日本国会于2009年6月通过《金融商品交易法修正案》,要求信用评级机构进行注册。英国金融服务局从2010年7月开始,要求所有信用评级机构在FSA注册并接受监管。

衍生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使高风险业务品种大量增加。金融衍生工具在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公告第119号中定义为:“一项价值由名义规定的衍生于所依据的资产或指数的业务或合约”。在我国,银监会颁布实施的《金融机构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指出:衍生产品是一种金融合约,其价值取决于一种或多种基础资产或指数。合约按功能分,有风险管理型、增强流动型、信用创造型、股权创造型;按产品形态分,有远期、期货、期权、掉期;按原生资产分,有股票、利率、汇率、商品;按交易方式分,有场内和场外交易两种。

主要经济体金融改革方案对我国有积极的借鉴意义,结合我国国情,下列问题需要重视。

衍生金融工具的价格受基础资产价格走向及股票价格指数波动的支配。衍生金融工具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契约性。衍生金融工具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合同,其标的物是签订的合约,而不是现实中物质属性的商品或劳务,衍生金融工具是一种标准化的合约,对于合约的标的物、交易时间、交易条件等有比一般经济合同更加严格的要求,除非对冲仓位,否则必须进行交割。二是杠杆性。衍生金融工具的初始净投资很少,采取保证金制度,保证金一般按合约交易金额的5%-10%来交纳,以少量的资金就能完成数倍乃至数十倍的合约交易,这就是衍生金融工具的杠杆作用。三是风险转移性。衍生金融工具能够将风险在交易者之间转移,衍生金融工具交易中存在着套期保值者和投机者,套期保值者希望能够规避风险,而风险的承受者就是投机者。四是创新性。衍生金融工具处在不断的发展创新中,造市者往往为了避免现有的监管,不断地创造出新的衍生金融工具。五是未来性。从衍生金融工具的概念可以看出,衍生金融工具是面向未来的,所签订的合约是代表未来的权利义务。

一是要搭建宏观审慎管理框架,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目前,中国的金融监管框架仍侧重于微观审慎监管,难以及时、充分地监测系统性风险并立即采取行动。因此,需搭建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开发宏观审慎管理政策工具和手段。

国外金融衍生品市场已经历了30多年的发展历程,经历了开发阶段、飞速发展阶段,现在已进入较为成熟阶段。当今的全球金融市场,平均每星期都有新的衍生工具产生,衍生金融工具的创新,直接丰富了衍生工具的品种,至1994年统计,国际金融市场的衍生工具已达1200余种,而由它衍生出来的各种复杂组合的产品可以说数以万计,使高风险业务的品种大量增加。

二是须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首先需要明确如何衡量金融机构、市场以及工具的系统重要性,然後在各相关制度安排上形成合力。

金融衍生产品本身特征,决定其“高收益、高风险”必然属性。金融衍生产品具有杠杆性、复杂性、投机性等特点,这些特点决定了衍生产品不仅具有高收益性,也不可避免地具有高风险性。例如,衍生产品的杠杆性意味着,在衍生产品交易中,只需按规定交纳较低的佣金或保证金,就可从事大宗交易,以小搏大。投资者只需动用少量的资本便能控制大量的资金,但是一旦实际的变动趋势与交易者预测的不一致,就可能使投资者遭受严重损失。同时,衍生产品的虚拟性和定价的复杂性使得其交易策略远复杂于现货交易。在现实中,金融衍生交易的各种风险往往交叉反映,相互作用、互相影响,使金融衍生交易的风险加倍放大。

三是需要建立处置大型金融机构的制度安排,特别是建立存款保险机构,在完善市场约束的同时将央行最後贷款人职责从机构处置风险兜底的被动角色中摆脱出来,提高国家金融安全体系抵御风险的能力。

对于衍生金融工具来说,直接相关的风险至少有以下六种:一是市场风险。因衍生产品市场价格波动造成亏损的风险,它突出地表现在投机交易中。市场风险是许多衍生品交易导致亏损以致破产的直接原因。二是信用风险。也叫履约风险,是指交易对手无法履行合约承诺的风险。这种风险主要表现在场外交易中,银行或交易公司仅充当交易中介,能否如期履约完全取决于当事人的资信,故信用风险极易发生。在场内交易中,通过良好的保证金制度和结算制度,可以较好地规避信用风险。三是流动性风险。即合约的持有者将合约转让变现的风险。场内交易的合约,由于标准化程度高,市场规模大,消息灵通,交易者可以随时斟酌市场行情变化决定头寸的抛补,故流动性风险较小;相反,在场外交易的衍生金融工具每份合约基本上是“量体裁衣”式订立的,缺乏可流通的二级市场,因而流动性风险大。如中航油新加坡公司交易的场外期权产品,自己占了该品种市场交易的95%,一旦被别人挤到墙角,就会出现“墙倒众人推”的情况,流通性差。四是操作风险。指因信息系统或内部控制系统的失误而造成的意外损失。五是结算风险。即:交易对手无法按时付款或交货技术原因造成的风险。六是法律风险。指合约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或未准确地诉诸于法律文件所产生的风险。金融衍生产品是一个全球化的市场,要求统一的交易规则,而各个国家的法律彼此不同,这会带来法律风险。

四是要加强对信用评级行业的监管。在加快信用评级行业监管立法的同时,研究确立信用评级业监管机制。

衍生金融工具是一把“双刃剑”。使用得当,可以有效地帮助企业获得较高的收益或者对冲经营风险。例如利用远期、期货等衍生产品,可以帮助企业管理原材料和外汇等的价格波动风险,帮助企业锁定成本,保持企业财务和盈利状况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另一方面,若对衍生产品的风险认识不足,贸然参与或过度投机则很有可能给交易者带来巨大损失。大量的事实证明,如果不能正确的驾驭衍生金融工具,控制其风险,它给人们带来的教训也是十分惨痛的。但这并不是交易工具本身的过错,而是人为的过错。

--整理 张胜男; 审校 林高丽

金融衍生工具的复杂多样性加大了经营和监管的难度。随着国际市场的迅猛发展和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当前衍生产品的新种类越来越丰富,衍生产品设计日益灵活,种类繁多,几乎到了“量身定做”地步,与之相伴随,管理和监管难度也越来越大。例如,银行完全可以根据客户所要求的时间、金额、杠杆比率、价格、风险级别等参数为客户设计衍生产品。然而,这样的衍生产品定价极为复杂,需要高难度数学模型来完成定价,企业和监管当局很难识别和管理其中的风险,这类衍生产品的交易也很容易因为无知而亏损。再如,由于衍生金融工具多属于表外业务,不能在资产负债表内列示,且具有“以小博大”的杠杆作用,这使其表面的资金流动与潜在的资金盈亏大相径庭,加之衍生交易空间上的广阔性和时间上的连续性使会计核算难以进行,因此,对衍生金融工具的财务监管难度很大。为银行监管需要,我在银监会时曾负责做过一项《衍生金融工具会计制度》课题,很不容易,因为我们的实践太少,国内对此确实有权威、有充分发言权的专家不多;银监会还成立了业务创新监管协作部,专门研究金融衍生产品的国外引进、创新及监管,实际还远远适应不了市场发展的需要。

衍生交易的风险管理和监管给企业给监管当局带来了极大挑战:首先,为了恰当运用衍生产品交易进行风险对冲,企业必须具有一定数量的合格交易人员,而衍生产品交易员的市场价格往往不菲;其次,为了识别和管理衍生产品中的风险,企业必须拥有高度专业的风险管理人员和风险管理系统;再次,衍生产品定价极为复杂,需要高难度数学模型来完成定价,监管机构要真正理解这些定价模型极为困难。第四,衍生金融工具对会计核算和现行财务会计理论提出了严峻挑战,对衍生金融工具的确认、计量与报告问题是传统的会计理论无法解决的。一是按照传统的会计理论,资产与负债是由过去的交易事项带来的资源与发生的现有义务,而衍生金融工具的实质是企业现在拥有的权力或承担的义务,在将来会造成现金流入或流出,所以难以将其确认为资产或负债。二是衍生金融工具交易市价随时随地在发生变动,此时预示着参与者的巨大盈利,彼时可能演变为巨额损失。因此,必须以多种计量基础对金融工具进行不断的确认和计量。三是衍生金融工具不能为传统财务会计模式容纳而只能成为表外项目,而且在表外得不到规范、完整的反映,其信息披露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管理当局的意愿。所以说,衍生金融工具信息的“供应”不足且不规范。然而衍生金融工具交易对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都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若投资者不能在企业报表中获取相应信息,就会看不到隐藏的巨大财务风险,许多金融风波的发生都与会计系统未能及时、充分地披露衍生金融工具交易有关。从全球衍生产品的风险管理和监管实践看,由于衍生交易风险管理和监管变得更加复杂、更加专业化,各市场交易主体除了必须建立严格有效的内部风险管理和控制机制之外,很多机构和监管部门不得不依赖专家提供专门的技术支持,同时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市场监管的国际合作也得到了加强。

我国企业参与衍生产品交易的政策考虑。不少人会问,既然衍生产品的风险大,我们禁止企业参与,在国内不开展衍生产品交易,不就可以了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金融衍生产品从其设计的初衷和设计的原理来说,是用来规避风险的工具。可以这么说,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投资日益国际化的今天,如果不利用衍生产品的规避风险功能和价格发现功能,无论是对一个国家经济还是对一个国际化的企业来说才是最大的风险。如果不让国内的企业从事衍生产品交易,就相当于把它们的手脚捆起来,这些企业在不能对冲风险的情况下,就没有办法和国外公司抗衡。我国的石油公司比外国的石油公司靠天吃饭的成分大多了,主要原因就在于外国石油公司通过衍生工具把石油价格的风险都规避了,而我国的石油公司以前不懂得通过衍生工具避险,经受世界石油价格波动的影响就大得多。一个好的企业,一个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必须设法将自己无法控制的风险规避。近年来,国际市场黄金、石油、有色金属、粮食等价格波动剧烈,对国内企业的生产经营带来很大风险,企业有利用金融衍生产品避险的要求。另外,近年国际金融市场汇率、利率变动频繁,利用金融衍生产品防范汇率、利率风险,也成为广大进出口企业的现实要求。因此,衍生产品交易不但不可以禁止,将来还必须创造条件让更多的企业从事这类业务,以有效实现经营中的风险规避。

但是需要强调的是非金融企业从事衍生产品交易的目的应该是避险而不是作为盈利手段;企业应该是衍生产品的使用者,而不应该成为做市商。株冶事件、中航油事件、国储铜事件的教训是,它们希望通过承担衍生产品风险而谋求“丰厚”利润,忘记了自己用衍生产品套期保值的初衷,忘记了自己的主业。所以,这里有一原则区别,也是分水岭,就是企业从事衍生产品交易是为了规避风险,而不是为了盈利,更不是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

二、当前我国国有企业从事衍生金融产品业务的现状

澳门美高梅注册,高风险业务的“高收益”、“高回报”属性以及规避风险的功能吸引越来越多国内企业投入其中,而不少企业往往忽视其“高风险”一面,导致在从事高风险业务时发生巨额财务损失,教训是沉痛的。

美高梅国际app,市场经济条件下,从事某些高风险业务是企业规避价格风险的必然趋势。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运行以及日益成为全球制造加工中心,我国对能源、原材料、农产品等大宗商品的需求量与日俱增,在国际市场上是全球名列前茅的大买家,形成了影响全球商品价格的“中国因素”,而国际市场相关商品的价格波动给我国带来的冲击也将是巨大的。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趋势分析,目前及未来相当一段时期我国对外部资源和能源的依赖程度继续提高,使国内企业不得不面对国际市场上商品价格波动带来的巨大风险。同时上述产品价格的高位运行或不断上扬,对于消费需求旺盛的中国而言,将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以石油为例,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世界石油需求快速增长,尤其中国的需求增长量占到很大一部分。2004年世界石油需求为8220万桶/天,比上年增长3.2%,增加250万桶/天,其中中国增加量为83万桶/天,占世界的33.2%。在石油消费总量上,2003年中国石油消费总量2.67亿吨超过日本,成为排在美国之后的全球第二大消费国。2004年我国石油消费总量达到2.92亿吨,2005年超过3亿吨。1996年我国成为原油净进口国,2004年我国原油进口量达1.23亿吨,进口石油依存度达42%,2005年达1.4亿吨,依存度达45%。

其他一些大宗商品,如大豆、铜精矿、铁矿石、氧化铝等,与石油一样,进口量已经占到国内消费的50%以上,且国际市场价格还在节节攀升。由于我国企业对国际市场进口商品的依存度越来越高,因此,国际上大宗商品的价格的不断上涨,必然大大增加我国企业的进口成本,作为国内企业利用境外期货市场规避价格波动风险进行套期保值,以获取成本优势,成为企业有效管理风险,实现稳健经营的一种重要手段和必然趋势。这也是越来越多的企业需要利用这些工具来规避价格风险的根本原因。

同时国内的一些资源开采型的生产企业,在当前国际市场行情不断高涨,连创历史新高的情形下,虽然不开展期货套期保值可能能够获取更加丰厚的利润,但市场行情未来的趋势谁也无法准确预测和掌控,为了防止大涨以后的猛跌,企业需要利用这些工具锁定未来的预期利润,将利用衍生品进行套期保值作为避险工具而不是追逐利润最大化的手段。

另外,目前中国国内金融体系还在不断完善,而国际金融市场汇率、利率变动频繁,对于我国大量进出口企业来说,利用金融衍生工具规避汇率、利率风险,能够增强我们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和实力。以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为例,虽然当前只有2%的升值,但对于那些附加值比较低或者主要靠价格优势出口的企业来说,人民币汇率的任何变化都会给他们带来较大影响,有些企业的利润率可能只有2%左右,如果不采取措施规避汇率、利率风险,可能将面临严峻的生存危机。因此,对于已经习惯于原有固定汇率机制的贸易企业,除了尽快适应新的汇率机制,努力增加自身抗风险能力之外,还需要依靠各类不同的金融衍生工具来规避风险,扩大盈利空间,保持平稳的发展速度。

国有企业经济效益快速增长为从事高风险业务提供充足的资金来源。近年来,在国家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及宏观经济政策推动下,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保持了快速增长态势,为企业涉足高风险业务进行投资理财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来源。据统计,2005年全国12.7万户国有企业实现销售收入142,490亿元,比2002年增长67%,年均增长18.6%;实现利润9,682.8亿元,比2002年增长155.7%,年均增长36.7%;实现净利润4,982.2亿元,比2002年增长219%,年均增长47.2%。2005年全国国有企业实现的利润是效益处于低谷的98年的45倍。2005年166家中央企业实现销售收入67,945.4亿元,比2002年增长58.7%,年均增长16.7%;实现利润6,377亿元,比2002年增长115.9%,年均增长29.2%;实现净利润3,399.4亿元,比2002年增长135%,年均增长32.9%。

国有企业近几年效益的高速增长创造了较为充足的现金流。此外,企业大量的银行贷款和每年计提的固定资产折旧等也为企业提供了大量的现金来源。全国国有企业2005年末银行贷款余额达71,987.6亿元,每年增加近5,000亿元;全国国有企业2005年计提折旧8,525.3亿元,每年增加近1,000亿元。企业总体的资金规模较过去大幅增加,企业阶段性闲置资金相对较多,加上银行存款利率一直低位徘徊,为提高资金利用效率,一些资金充足的企业迫切需要将暂时不用的闲置资金进行短期投资,赚取至少高于同期银行存款利率的投资回报,股票、国债、委托理财等高风险业务正好满足了这种投资需求,所以近年来国有企业较多涉足这些高风险领域,少数企业进入期货等金融衍生品投资业务。

“高收益”属性吸引企业将其作为投资理财的重要工具,而往往忽视其“高风险”属性。任何一种金融投资工具都是风险性和收益性相伴相随的。其收益性在于未来的投资回报可能远远超过投资成本,尤其是金融衍生产品由于其财务杠杆原理可以使投资者赚取数倍、数十倍的高额利润。但高利润与高风险是相伴而行,金融投资工具的高风险性在于购买金融工具的本金可能亏蚀,甚至可能承担远远超过投资成本的风险损失。如果有人推荐一种金融产品,向你保证你的投资只会获取丰富的回报,不需要承担发生损失的任何风险,毫无疑问,这是不符合金融投资工具基本原理的,肯定会出问题。就如同早几年承诺保底收益的委托理财业务一样,最终结果是血本无归。目前,一些企业在投资理财时往往被投资产品的“高收益”所吸引,而忽视其相应的“高风险”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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